据新加坡总理公署23日公告，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因病于当天凌晨3时18分去世，享年91岁。

 

在许多人眼里，新加坡是一个蕞尔小国：面积700多平方公里；根据官方统计，2014年人口547万，其中公民及永久居民才387万人。不过，在国际经济与政治舞台上，新加坡获得了远远超过其规模的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这要归功于李光耀。

 

称李光耀为“现代新加坡的缔造者”是恰如其分的。自1959年以来，人民行动党一直是执政党。截至卸任的1990年，李光耀一口气做了31年内阁总理。1960年，新加坡人均名义GDP为428美元，是不折不扣的穷国。1991年人均GDP为14504美元，31年翻了近34倍，年均增长率为12%。

 

 

李光耀卸任后，新加坡继续从繁荣走向更加繁荣。该国人均GDP突破2万、3万、4万与5万美元的年度依次为：1994年（21578美元），2006年（33580美元）、2010年（46570美元）与2011年（52865美元）。2013年为55183美元。

 

新加坡为何如此成功？或有人归结为其优越的地理位置。新加坡地处马六甲海峡，扼国际贸易的要冲。不过，这些禀赋马来西亚与印尼等国也有，但这两国的发展就落后新加坡几条街。或有人归结为其历史上是英国的殖民地，浸润了母国的法治传统。不过，这个因素马来西亚也具备。可见，这些因素并非充分条件，李光耀本人的作为是毋庸置疑的。

 

 

 

 

李光耀受到各国政治家的推崇，原因恐怕在于他对新加坡的治理——这个小岛国在很短时间内被带入一个富裕文明的现代国家，以及他对世界局势的洞察。李光耀从1959年出任新加坡自治总理起，一直到1990年，时间长达31年。此后又做内阁资政10多年，将新加坡从一个人均GDP200美元的国家，发展到富裕程度超过美国。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创始院长Graham Allison在《李光耀论中国与世界》一书中探讨了新加坡成功建设国家所具备的要素，他认为李光耀的成功在于他是个不寻常的结合体，将儒家的集体主义价值观与英国绅士作风所强调的道德品质中和，以及重视法治。李光耀自己则说，新加坡建国有成有两大支柱，一是统一语言并与国际接轨，即将英语作为通用语言，使新加坡顺利与世界接轨；二是开放的社会，实行对外开放，让外资把技术、管理与市场带进来，同时鼓励移民，以弥补国内人才与人力之不足。

 

若把思想家分成刺猬型和狐狸型两类，那么，李光耀无疑属于后者。狐狸在民间形象中，有机智、聪明、狡诈的一面，注重实际，应变能力强，Graham Allison就说李光耀非常实际，对外界的适应能力非常强。他知道世界正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果不能及时调整适应，必然会被淘汰。故狐狸一说很好地概括了李光耀在新加坡的执政理念，即如何让新加坡适应变化着的世界。

 

 

 

新加坡1959年取得自治领地位，1963年加入马来西亚联邦，1965年又被迫独立。新加坡的生存能力是李光耀的最大关切。与那些持民族主义心态的新兴国家领导人不同，李光耀希望英军在新加坡能够更久一些，以便给新加坡打造国防能力提供足够的时间窗口。但非殖民化是英国工党政府的既定方针，李光耀得面对英军撤离之后怎么办的问题。

 

李光耀清楚：“我们的生存原则很简单，只有一个：新加坡必须比本区域其他国家更加刚强勇猛，更加有组织和富有效率。新加坡的条件再好，如果没有办法超越邻国，外国商家还是没有理由以这里为基地的。换句话说，尽管我们缺乏国内市场和天然资源，我们一定要提供条件让投资者能在新加坡成功营业，有利可图。”

 

身为总理的李光耀跑在第一线。1967年10月，他首次访美，在芝加哥一个午餐会上，向商人与企业家讲述新加坡如何从1819年1120人的渔村，发展成为拥有200万人口的大都市，“有这样的成就是因为新加坡奉行以下的哲学：我们所提供的货物和服务要‘比任何人都便宜，质量也更好，否则便死路一条’”。听众对这种“不靠讨饭钵”的精神反应良好。

 

局面打开之后，惠普与通用电气等美国大公司来新加坡投资设厂。1997年，新加坡有将近200家美国制造公司，投资账面价值逾190亿新元，在所有外来投资国中高居榜首。

 

毋庸否认，新加坡1960、70年代的对外开放，是政府主导型的，但由于契合了自由贸易与经济全球化的大势，这一政策取得了成功。进入1980年代，新加坡更进一步向自由市场政策收敛。在美国传统基金会搞的“2014年经济自由度指数”中，新加坡名列全球第二。

 

 

 

在许多人看来，福利与社保是一回事。不过，新加坡建立了地球上少有的非福利型社保：中央公积金制度。

 

这个制度启动于殖民地时代的1955年，最初仅仅限于为雇员提供退休保障的社保强制储蓄计划。将这个制度发扬光大的是李光耀。这个制度最终演变为包括养老、医疗与住房等个人一生大宗消费在内的自我保障与家庭保障计划。

 

目前，中央公积金有四个账户：普通账户、专门账户、保健储蓄账户及退休账户。普通账户可用于购置住房、教育、保险与投资等。专门账户用于积累退休金。退休账户引入于1987年，资金来源于专门账户，在个人55周岁时建立，62岁时开始支付养老金。保健储蓄账户引入于1984年，为个人及其直系亲属支付医疗服务与购买医疗保险等。

 

中央公积金制度是强制储蓄与投资，本质上是强制每个人为自己（及直系亲属）自负其责，账户上的钱是可以继承的。由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人账户，任何在家庭成员之间的代际财富转移，如给父母支付医疗费用，给子女支付教育费用及让子女继承账户上的财产等，必然基于账户所有人的自主决策。每个人同父母与子女都有爱，祖父母同孙子女之间也有爱，这种爱是有利于基因绵延与财富传承的。

 

 

因此，在个人账户之下，家庭内部之间的代际财富转移是有利于下一代的。推及全社会，社会代际财富转移也是有利于下一代的。这是个人基因绵延与人类社会存续的基本条件。与退休者、老年人与上一代剥削工作者、年轻人与下一代的现收现支社保模式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个特征决定了新加坡社保制度的可持续性，也是繁荣的基石之一。

 

此外，新加坡对税收也是考虑效率、考虑长远。李光耀说：“起初我们沿用英国人的社会主义哲学，向富有者征收重税而制定惩罚性的遗产税率，不过，富有者有很好的税务律师和会计师协助减轻自己的纳税负担。1984年，新加坡的遗产税从最高的6%锐减到5%至1%，视遗产价值多少而定。当富有者发现他们再也不值得逃缴遗产税之后，我们也因此征收到更多的税金。”2008年，新加坡更是取消了遗产税。

 

新加坡建立个人自负其责的中央公积金制度及对遗产税的理性态度，值得赞扬。李光耀说：“很少人把自己的资产消耗掉。他们都保住甚至扩充他们的资产，只花费来自资产的收入。他们未雨绸缪，要保住资产，将来留给子孙。”这正是资本积累与社会存续的基本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