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中清（JamesLee）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和芝加哥大学历史系，长期从事社会科学史研究。2007年开始与南大学者梁晨及其团队合作研究中国高等教育精英群体及社会来源。

 

其研究发现，在过去的150年中，中国的教育精英，即受过良好教育、最具优势的职业群体有四个阶段的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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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5—1905年，即清政府废除科举之前，超过70%的教育精英是官员子弟，来自全国各地的“绅士”阶层；

2

1906—1952年，超过60%的教育精英是地方专业人士和商人子弟，尤其是江南和珠三角地区；

3

1953—1993年，约超过40%的教育精英是来自全国的无产阶级工农子弟；

4

1994—2014年，超过50%的教育精英来自各地区的有产家庭与特定的重点高中。

 

这些数据来源于Lee-Campbell（李中清、康文林）领衔的中国教育精英大数据库，这是一个“基于个人层面的、自1760年至今中国教育精英社会与地区来源的数据库”，其中包括绝大部分清代举人、贡生、进士和官员、大部分中华民国大学毕业生和公务员、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学毕业生和众多中国211工程大学的校友。

 

 

数据显示，寒门子弟在清代进士中的比例要明显低于明朝，而到了晚清只占全体进士的10%左右，占贡生和举人的20%，绝大部分的中高级科举功名由官员子弟掌控，这是此阶段中国精英教育学生来源最显著的特征。

 

民国以后，情况迅速转变，商人与专业技术人员子弟成为教育精英的最主要来源，总体比重超过六成，在一些私立院校甚至达到九成。

 

 

1953年至20世纪末的研究结果认为：社会上层子女垄断教育的状况被打破，工农等社会较低阶层子女逐渐占据相当比重。基础教育的推广、统一高考招生制度的建立以及重点中学的设置等制度安排推动了这种改变。

 

报告还表明，21世纪以来中国的精英大学中来自农民家庭的学生比例与人数均有下降，在自主招生体系中这一转变更剧烈。但在普通高考体系中，来自蓝领阶层家庭的学生总体比例则相对稳定。

 

 

从研究结果来看，在1906-1952/1994-2014这两个阶段，商人和有产者的后代最可能成为教育精英。

 

尽管这两个时期都存在大量财富所有者，但其特点可能不完全一样。民国时期财富所有者主要是依靠土地或工商业起家，存在着雇佣劳动及剥削行为等，而在目前阶段，根据相关研究显示，中国大量财富所有者的金钱来自地产经济的爆发，尽管都是社会不平等现象，但这与此前的直接剥削还是不尽相同的。

 

按照李中清的说法，“教育精英”是指主要依靠教育或文凭、考试等成为社会精英的群体，不同于“政治精英”和“社会精英”。

 

 

中国一直是重视教育，重视考试的国家，即便是政治精英、财富精英的后代，往往也需要通过考试，成为教育精英从而延续家庭（族）精英地位。因此，从这个角度说，理解教育精英是理解中国精英的最关键所在。

 

 

根据李中清中国精英四阶段的结论，当下中国精英来自有产家庭与特定的重点高中。

 

不客气的说，房产+重点高中，决定了你的子女今后是否能成为社会精英，这在过去的20年中已经成为不二法则。

 

也许你会说，我有房产几套，就是娃娃不好好读书，只能在国内上个三流高中。对不起，只能说，你的子女很可能是个富二代，但是很难进入中国精英阶层。

 

所以，不仅要有产，还要让自己的子女多点机会接受精英教育，受贵族气质熏陶，少沾染“土肥圆”气息，才能让子女成为精英人士。

 

下面，看看李中清分析对比的中国香港和美国情况。

 

在香港接受政府资助的八家大学，约有一半本科生来自中低收入家庭，但这不排除上层社会的家庭已经把子女送去了哈佛、剑桥；而在美国，半数精英大学生来自5%最富有的家庭。

 

李中清说道，中国现在确实面临着阶层固化的风险。同西方社会一样，不断增长的财富、收入与机会的不平等，也是中国今日的显著特点。但至少目前，与西方，譬如美国不一样的是，中国的受教育精英并非长期来自那些极少数富裕家庭。

 

 

与西方社会精英长期固化，难以转变不同，作为社会精英的主体，中国的教育精英长期以来一直处于转变中，这是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

 

无论如何，对于自己的人生规划发展，首先要认识自己的特点，正确理解其他社会的经验与教训，从而找到符合自己发展和需要的道路。

 

最后，我们不得不承认，在中国，教育真的是一条通向“罗马大道”的捷径！